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我们除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也要继承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学习他的伟大人格,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升华境界。
是非分明、敢于担当
马克思的一生始终表现出是非曲直、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态度。他的不少著作,是为批判错误观点而作的。不仅文笔犀利流畅,而且旁征博引、逻辑论证层层深入,读来令人倍感爽快和“解气”。透过其著作,现实中的马克思也正是一个善恶是非分明的人。正如《马克思传》作者麦克莱伦谈到的,马克思“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谬法对付对手的手法,这一切都使得他的文章有着鲜明的爱憎分明立场”。他一生坚持真理,始终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驳了种种错误思想观点。1845年以前主要是清算了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末在经济学方面反对蒲鲁东主义;50年代批判在狂风暴雨的欧洲革命中显露过头角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党派学说;60年代和70年代批判清除了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他一生理论成就的取得,正是坚持科学、崇尚真理,不断与各种思潮论辩的结果。他自己也说,无论任何事情,只要是依靠科学的判断得出的批判,都会欢迎,“比起那些公然的敌人,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徒有其表之流展开体无完肤般的批判”。作为亲密战友的李卜克内西在回忆中曾说,“马克思的风格就是马克思本人。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除了崇拜真理,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辛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论是错误的”。
马克思不惧怕困难,敢于承担责任,那怕是独自一个人承受着巨大压力,用燕妮的话说,“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本是《新莱茵报》的续刊,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政治刊物,但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仅办了6期就停刊了。马克思“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隆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300塔勒来偿付新租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写给当时住在法兰克福的魏德迈的求助信中清楚地记述了这件事。事实上,当时马克思本可一走了之,但他不仅没这样做,而且还借钱偿付房租和编辑工资,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即便忍受物质的极度贫乏,乃至这种贫乏给家人带来的极大困苦,他也不愿屈从于金钱,相反他反对人沦为金钱的奴隶。应当承认,马克思不是不花时间精力去挣钱,而是因为他更愿意把时间更多地留给写作、留给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事业。当他意识到“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他亦不愿放弃写作,宁可当掉他最后一件体面的大衣。
勤奋刚毅、严谨执着
“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大家都熟知马克思这句名言。他一生满荷着顽强的意志和对事业、工作的执着与勤奋。他顽强的意志力和对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和工作的执着与勤奋,令世人叹啧不已。在安年科夫眼里,他是由能量、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人。回溯其一生,信念和意志使他克服并战胜了很多今人难以体验的苦难,他的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活动并没有因为生活上的贫困而中断过,甚至主观上也未曾动摇过。对此,我们从马克思生平著作年谱上足可窥见。
李卜克内西在回忆中称,“马克思工作十分繁重,而且由于白天常有干扰(尤其是流亡初期),他便在夜间补上。晚上我们开完会回到家里,他还常常坐下来工作几个小时。而且这几个小时还总是一再延长,到后来成了通宵达旦,到清晨才睡觉”。为此,燕妮“不止一次地严厉责备他,他却笑一笑说,这样做适合他的天性。”对真理和人的解放事业的执着,甚至是一种痴迷,促使他并不是沉迷于交际,而是沉静于让绝大多数人通向享有真正自由幸福的实践路径里。为了更好开展研究,马克思不喜欢喧闹的环境,而且在生活上也力行简单化。1842年4月,抱着写点东西并或许可以找到地方发表的想法马克思一家移居到了科伦,因为科伦曾经是青年海格尔派俱乐部所在地,有着其颇为激情的梦想。他喜欢科伦,但又心生厌烦,因为“科伦这种上流社会生活逐渐令他难以忍受”,因为“那里的生活太喧闹”,特别是“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在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看来,马克思已经采用了一种在后来的生活中也不会改变的工作方式。
我们还应学习马克思朴实的学风和严谨治学精神。书对于马克思来说,乃是脑力劳动的工具,而不是装饰品。他把书当作“奴隶”,使其服从他的意志。在他看来,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而越是多读书,就越会感到自身知识贫乏,任何时候也不会满足。